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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亲密战友张博奋烈士

王惟灿

我和张博奋,大约在1939年或1940年初,在三八六旅时就认识的。那时他在司令部,我在政治部。

我记得他和门国良都是抗大毕业后分配来的。他俩都在司令部军事科当参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和博奋同在太岳军区第四分区机关,我做政治保卫工作,博奋做队伍股长及参谋处长。1945年冬,军区前方指挥部决定让博奋组建第四军分区独立二团,将济源县独立营、王屋县独立营、济源一、七区干队和部分起义部队,组建为太岳军区第四分区独立二团。二团组建起后,军分区宣布张博奋任副团长,并先后从分区将葛道生、马志平和我等调到该团工作。从此,我与博奋之间来往就更紧密了。生活、工作、战斗都在一起,基本上是形影不离。当时独立二团的军政委员会由政委方升普、副团长张博奋、参谋长甄志文和我(当时做保卫特派员)共4人组成。

这个团刚组成,即参加了解放沁阳的战斗。这时军分区主力部队奉命出征,另有重任。而把孟县、济源、王屋、沁阳等黄河以北一带广大地区交独立二团防守。国共两党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正规军、杂牌军和还乡团向豫北根据地发动猛烈进攻。我团顽强战斗,严守阵地,时大约半年之久,且以守阵地、能打仗出了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1946年春,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来团检查工作时,对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张博奋评价很高。说他诚实、稳健、老练、组织能力强。事实也正是这样,独立二团组建后,他面临部队成员来自几个方面,成份比较复杂。通过打沁阳、守豫北等战斗,狠抓部队训练,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严格部队管理、干部配备和使用等方面,花了不少心血。独立二团后来在三打运城、晋南战役、攻战太原、扶眉战役、川陕战斗中多次作为先头部队,英勇杀敌,对取得各次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l947年7月以后,该团被编为六十军五四〇团,1950年入朝抗美,一直很能打仗,这与博奋同志平时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博奋是从抗大分配来到部队的,也可说是个知识分子吧!但他不像有些知识分子,倒像个工农干部。他在部队接触的人很多,上级、同级、下级,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他平易近人,即是对下属中有缺点的人,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不轻易训人,因此,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亲切地称他“张老头”(当时他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加上他满脸胡子,平易近人,同志们见了他不拘束,所以大家亲切的叫他“张老头”)。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独二团长期没有委派团长,团的工作由他主持,他对部队的教育、管理、训练、干部配备、作战工作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从不马虎。他常给我们谈,他来部队前在陕西学开汽车,动不动要挨老板的詈骂,重则遭铁棍毒打。现在,在咱们部队干革命,做主人不好好干行吗?他也曾流露过家里有老父亲、老母亲,有一大家人,但是具体情况从未谈过。在他染病休养,病情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去看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他非常关心同志们的成长,给我们介绍谁有什么特点,谁干什么最合适等,仍不谈家庭之事。

他在部队机关工作的时间较长,参谋工作熟练而富有经验,对干部的使用能做到知人善任,他任副团长期间,对连、排以上干部都谈过话,使用干部很恰当。在战斗中,这些同志不怕苦、不怕死,带领战士英勇作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的公务员葛道生同志,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教育培养下,进步很快,以后做了9年的作训科长,在1953年抗美援朝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对从敌军中过来的战士,是怎样过来的,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队伍;各人的出身、经历,他都了解得很清楚。通过教育,使这些同志为部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非常关心同志。拿我来说,我写的日记,“张老头”经常抽时间给我看看改改,并加上批语,不断勉励。现在将保存下的几本日记,闲暇时翻翻,更觉亲切,也引起了我的不少回忆。1946年6月份,我回家结婚时,“张老头”将他的一条被子和一件战利品送我作为纪念。可惜这两件东西都不在了,每念及此,不免令人怅然。1947年3月,我回家时到医院去看他,他给我找狗肉,非让我吃不行。我吃他看,他倒很高兴。走时,将他的大红骡子让我骑了回去,他说这样快、方便、不误事!

他患病休养期间,组织上给他派去一名马夫和一名通讯员照顾他,这个通讯员,是陕西人,名字我记不清了,“张老头”对他很关心,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他虽然病得很重,但一直很乐观,同志们去看他,他总是把最好吃的野味、鸡肉,煮好让大家吃。大家也知道他咽不下东西了,但他总是乐呵呵地说这说那,让大家高兴,吃个痛快。

我和他在分区机关和独立二团相处的三年里,我记得他总是穿着那双群众慰劳部队时赠送的硬邦硬底布“解放”鞋。我们几个老同志劝他把那双鞋换换,他说:“换那干啥?”始终没换。

那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叫“二八团”。意思是年满25岁,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团以上干部,允许找对象。我们几个同志在下面议论给他介绍个好对象,他不干。我又给参谋长甄志文说这件事,甄志文说“张老头”不是那种人,你再提,小心“张老头”克你,所以我们就再没敢提这件事了。

1947年7月16日,部队出战前夕,我去分区医院二所看“张老头”。一进门,见床上的他已瘦得不像人样了。他见我来,身子动了几下,想挣扎着起来,但始终没有挪得动。回去后,我很难过,将这一情景记入了日记本,至今还影响很深。没想到,那次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我知道张博奋到部队时就是党员,究竟他入伍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他没有给我谈过。我印象里,张博奋在西安汽车站混事时,就已和地下党有关系,不然,他到不了延安,上不了抗大,也到不了部队。



参见《凤翔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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