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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李仲智，西安灞桥人。1939年夏，于高小毕业，准备升学，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不知上哪个学校合适。当时在华县咸林中学的同熊嘉哲、李清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说，凤翔东北竞存中学是个私立校，对穷苦学生免收学费，不要求穿统一的制服，你上最合适。竞存学当时正在西安招生。我也看到竞存中学的招生广告上说，对家庭贫和沦陷区的学生优待，免收学费，学习成绩优良者，还给予生活补助。是我就和同学刘富刚去报考。考试后，由张寒晖老师进行口试。他看我体格健壮，问，“你当过兵吗？”“没有”。后来发榜，我们都被录取了。学校要求我们于8月20日以前到凤翔报到入学。但我没有路费，没有铺盖，怎么办？为了能继续上学，我家卖了一亩地，并到西安民园旧货摊上花两元钱买了一条旧棉被，让我带着到凤翔入学。到校，我看见学校在一座破庙里，只有宿舍、灶房，没有教室，也没有课桌凳，设备及其简陋。但原在校的张保全、马秉旗、曹炳文等同学热情的帮助我们扛行李、铺床铺、打开水，使我们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比温暖，使我产生了对学校的热爱。后来我被编到初秋三一级乙班(该有甲、乙两班)。

我在校穿的粗布补丁衣，连条裤衩也没有，只穿一条单裤；没有鞋穿，买麻鞋穿；睡觉没有褥子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没有枕头，拣块砖头当枕头，洗脸没有脸盆，买个小瓦盆洗脸。在灶上吃大锅饭，这比我在家里吃的要好得多了，但有时交不上伙食费，这又使人发愁。上晚自习点的小油灯，买不起自来水笔，用蘸笔。买蓝墨水嫌贵，自己买些蓝颜料，用开水一冲代替蓝墨水。

竞存中学有许多进步书籍，学生中在课外阅读进步书籍的风气很盛。我在第一学期就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竞中的课外学习研究活动很活跃。1939年9月，学生自治会成立了新文学研究组，有30多位同学参加，我也参加了。初秋三〇级潘克广同学讲过课。我还参加过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由一位姓傅的老师给我们讲解。

学生自治会有时还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举行辩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希特勒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战争。苏联为了反抗侵略，出兵波兰。这时有人说，苏联出兵是侵略。学生自治会社会科学研究组为此组织了辩论会，题目是《苏联出兵波兰是不是侵略行动》？大家发言辩论，后由高秋三一级的杨树森同学发言总结，说明苏联出兵是为了抵抗德国的侵略，从而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思想。

竞存中学的体育运动很活跃。我因爱打篮球、推排球、翻双杠，所以经常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项体育活动。

通过近一学期的学习和锻炼、老师和同学的教育和帮助，我的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

1939年1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班的同乡同学熊嘉俊叫我到学校外边去散步。我们走到学校南边的马路上，边走边谈。他提出让我参加中国共产党。说：“这个组织是秘密的，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说愿意参加，虽然知道是有危险的，我这时对共产党已有了认识，知道它是主张抗日的。我的父亲李生茂原为杨虎城部96军117师炮兵营兽医，就是于1939年5月在山西平陆县中条山对日战役中牺牲的。

过了一个星期，熊嘉俊又叫我到野外去散步。我和他走到学校东边的一个碉堡的堑壕内。在那里已站着我平时熟悉的初秋二九级的张保全(他是西安人，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他和我打过招呼后，熊嘉俊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这时张保全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领着我宣誓。誓词大意是：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入党后，我和同班的杨辉、熊嘉俊、孙有业编为一个党小组，杨辉任组长，由张保全给我们讲课。1940年春，张保全调往陕、甘、宁边区后，由初秋三〇级的时保泽接替他给我们讲课，并领导我们党小组的活动。

党支部要求我们新党员除自己认真阅读进步书籍外，还要经常秘密传阅党内刊物，如《解放》《群众》等，并要求到无人之处，抓紧时间很快看完，然后传给其他同志或交组织，不要随便乱丢或放在床上或压在枕头下，以免丢失或被别人发现泄秘。

党支部还要求我们用滚雪球的办法广交朋友，每人交2—3人，把整个初秋三一级40多名同学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每逢选举班里的总务(即班长)和学生自治会的总务(主席)，都是选的党员，民先队员或其他进步同学，不选“抗协”和三青团员。

党支部看我生活困难，每月帮我交伙食费。后来，为了减轻组织的负担，我主动提出做工读生。经党组织和学校商量同意后，我就做了工读生，每天负责打钟，课余给老师扫地、添灯油、提开水等。

1940年5月，日本占领了风陵渡，直接威胁着潼关，西安形势紧张。这时国民党唆使一些地痞流氓准备进校来捣乱。学校党组织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学校领导，组织学生护校。白天，我们党小组两人一组，每人手持大棒，轮流把守学校大门，不许生人随便闯入学校，(夜间，有更夫巡逻)学校要求学生出门不要单独行走。学校还要求我们把所有进步书刊都收藏起来，不留下任何把柄。我们把进步书籍埋在校外的一棵大树下。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女生指导廖志恪(廖文、姚文、姚佩群，四川人，共产党员)指示我们秘密的检查了我班个别同学的皮箱。

1941年春，党组织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把杨辉调往边区，把我和熊嘉俊留下来，长期埋伏。由熊嘉俊负责与高秋三一级的杨树森(当时学生支部书记)单线联系。

1941年暑假，国民党对竞存师生进行逮捕。开学后，我和熊嘉俊返校。这时大部分进步师生都已转移，有的去了陕、甘、宁边区，有的去了三十八军教导队。

9月的一天，正在下阴雨，我们都在宿舍上课。国民党县政府派人来找车校长，向他要冯广运。冯广运是山西人，是国民党将领冯钦哉的侄子，是初秋三〇级学生，在校思想进步，暑假被捕，车校长把他保出，但国民党不许他离校，要随传随到，所以这时国民党又来向车校长要人。他这时正在上高秋三三级。这时车校长一面设法稳住来人，一面趁机通知冯广运翻越后墙逃走。国民党没有要到人，但仍不答应，车校长应承继续寻找。事后，他写了一封信，让我送给县党部一位姓马的委员(东北人)说情，才算了了此事。据说冯广运逃出后，跑回家，被他叔父叫到洛阳。1944年春，洛阳沦陷，他叔父到西安，他又跑到西安东关炮坊街罔极寺竞存高中班找车校长，想继续上学。车校长告诉他，不能继续在这里上下去了；再上，国民党再来找，怎么办？那就更麻烦了，出主意让他转学，冯广运也同意，于是车校长给他改名冯光润(东北口语与冯广运同音)，开了转学证。他转到了测量学校，毕业后做测量工作。

1941年秋季，学校为了把学校搞得“灰色”一些，尽量减少一些容易暴露的对外宣传等活动，以迷惑国民党，掩护学校。由于我爱好武术，这时独出心裁的提出组织课外武学习小组的建议。取得学生自治会和学校的同意后，武术学习小组成立了。参加的男女同学有30余人。还到城里步兵学校联系，请来了一位武术教官。后来时间不长，这个学习，小组也就自行消散了。

1941年10月，由于物价飞涨，学校灶上的伙食费每月日15元提到25元，后来又提到40元。我每月半工半读给我的补助只够交半月的伙食费，吃饭问题严重的威胁着我，我不能继续上学了。为此，我和熊嘉俊商量。他让我暂时回原籍待命。他到凤翔城里找吉智仁。吉智仁原是竞中高秋三一级学生，合阳人，党员。在师娘翟重光联合家属在城里办的缝纫合作社当会计。他是竞存党组织撤退后负责我们党组织关；的临时负责人。熊嘉俊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经研究决定，我就离开了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走向了社会。当我在校时由于物价飞涨，很多人怕货币贬价，把钱买了西药存着。我也把学校给我的生活补助费挤出来一些买了两盒磺胺噻唑注射液(共8瓶)，寄存在凤翔城里医药商店。我回家时没有带这药。回家后，到了1942年春天，我给车校长写了一封信，把这药捐献给学校，以表示我对学校的心意。

1942年8月暑假，由熊嘉俊介绍，由涂德田接收我去三十八军教导队，改名李肇，后写成李钊，后又改名李志毅，入第五期第三队第二班。1944年5月1日在巩县境内嵩山脚下东沟脑对日作战时，连续两次臂、腿、脚4处负伤，被当地群众所救。这次战斗中杨守一同志牺牲，成为烈士，他时任班长。解放后我又参军，入朝作战，负伤。现已离休。回忆几十年来的经历，感到竞存中学的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奠定了基础。我至今在怀念着教育我成长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1987年1月5日于抚顺市李仲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