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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块钱办学校

1935年夏，车向忱携眷到陕西西安。他看到东北军及沦陷区人民子弟因贫困念不起书，整日流落街头，很痛心。于是，把邻近的孩子召到他家，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故事。逐渐找他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为了使更多的孩子能读上书，他打算办学校。这当然困难很多，可是他不怕。后来由挚友张希尧(中共地下党员)和王以哲(东北军军长)的帮助，借了座落在西安东关索罗巷一家倒闭的火柴厂作为校址以手头仅有的两元钱，买了些粉笔、白纸、墨水和几把笤帚，约会了几位热心教育的朋友，把学校办了起来，校名为竞存小学，寓意竞争生存的意思。于是写了块校牌，挂了出去，私立东北竞存小学就这样诞生了。

1936年7月30日，《西京日报》刊登了竞存小学的招生简章，其中写道：“为救济失学儿童起见……学费、诊费、理发，及初小书籍费一律免收。唯高小书膳费，家境贫寒者免收，制服自备。”可以说，不少学生不花一文钱，就能念书。

学校办起来了。许多东北流亡儿童和贫困家的子弟，纷纷来校念书。同年秋，学生增加到260多人。分初小三。个年级，高小两个年级，每年级一个班，共五个班，有八位教师，均无报酬，甘尽义务。

二、上学的第一天

我因家境贫寒，自崇道小学退学后，已失学半年多了，爸爸听说附近办起了竞存小学，免费入学，叫我去这所学校念书。我报名入了初小四年级。

开学那天，只见老师领着学生在院子和屋里清扫，一片忙碌景象。学校分前后院，屋子大都集中在前院。进校门的左边有几间大屋子做教室，右边都是些小屋，做办公室。后院西南角，有个平坦的场地做操场，北边有间大库房做礼堂。一切都显得十分简陋，但却收拾得整齐而干净。

我总想看看车向忱校长，是什么样？打听了几个同学才知道了。他正在拿着扫帚扫院子。他穿了身浅灰色的大褂，脚穿家做的黑布鞋，穿着很朴素。个头不高，但却结实硬朗，面庞清矍，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很稻神，嘴角总挂着几丝和善的微笑，叫人可爱可亲。我多么想和他说几句话啊！

铃声响了，老师把我们招呼到大库房集合，说要举行开学典礼。进门对面墙上横贴着“开学典礼”四个大字，下面搁了张桌子，算是主席台。两边墙上贴着彩色纸的标语，写着“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会上老师和学生代表的讲话，都很激动人心。特别是车校长的讲话更是令人感动，他说：“我们是个穷学校，我们开办费只有两块钱。但穷吓不倒我们，我们照样办学，随后他提高声调，充满信心地说：“尽管我们条件很差，但我们一定有能力办好学校，教好书，把同学们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抗日复土的坚强斗士”。他号召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国难家仇，读书不忘抗日，抗日定要坚决！最后，他举起握紧的拳头，有力的说：“同学们要努力啊l要争气啊！”。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在一片激昂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开学典礼，自始自终洋溢着爱国抗日的激情，这激情第一次冲击着我那颗幼小的心灵。

三、抗日救国教育的第一课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正式上课了，我们班第一节是国语。我走进教室，只见摆着几排长条桌，对面墙上横贴着“勤学、爱国、回家”六个红字，两边和后墙上贴着“九·一八”事变图和东北地图。窗子糊着新纸，整个教室显得整齐而俭朴。讲国语课的老师叫郑辅庭，瘦高个子，穿着灰大褂，大眼睛，很精神，脸上总是笑眯咪的。国语课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先后讲述了“九·一八”的经过，日寇如何强占沈阳？进而占领东北四省，到处杀人放火，东北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凄惨情景，听了令人悲痛，有的女同学哭了。当讲到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任人宰割，任人欺凌时，同学们个个气愤至极。当讲到东北义勇军，冰天雪地浴血奋战时，同学们都十分振奋。我自上学以来，从未听过这么激动人心的课。从此我才知道“九·一八”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必须要抗日救亡？可以说，这是我接受抗日救亡教育的第一课。

四、同学最爱去的地方

课外，同学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阅览室。这里是火柴厂的办公室，是最好的屋子。进门，对面墙上是用彩纸堆成的“勤学、爱国、回家”六个大字，左右墙上贴着东北地图和“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标语。右边靠墙的简易书架上，摆着整齐的书籍。

中间并列的两个长条桌上摆着许多儿童读物和画报。左边用木板搭的陈列架上摆着学生各科优秀作业和作文、图画、团扇、笔筒等手工艺品。最惹人注目的是学生用沙泥做的东北四省图：山脉、河流、平原、森林、矿藏、城市，现得清清楚楚，并涂有各样颜色，特别壮观。从沙盘上，我们知道了长白山在那里，黑龙江在哪里，山海关、沈阳又在哪里，以及东北义勇军艰苦奋战的那些地方。另外，还陈列了许多实物，如伪满奴化教材、伪钱币、日寇暴行图片、义勇军照片。这里是学校精心布置的一块课外教育园地，对同学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课外时间大家都在这里度过。我从未见过这么丰富的阅读物，感到太新鲜了。在这里，同学们受到鼓舞，受到教育。

五、第一次参加抗日救亡大会

1936年9月，竞存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纪念“九·一八”5周年大会。这一天，同学们大早就整队出发了。队伍前头打着白山黑水的校旗，旗帜很富有特色，路上很招人注意。到达会场的时候，广场上已经都是人了，约有四五千人，多为东北同胞和各校的东北同学。在大会发言的人，个个充满爱国激情和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听的人无不受到振奋和感动。大会结束后，竞存学生组成的宣传组，分赴各处，进行街头讲演，宣传抗日，唤醒民众。

过去我念小学时，也参加过一些大会，诸如“童子军大会”“新生活运动大会”“双十节大会”，但毫无抗日救亡的内容。像纪念“九·一八”这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会，还是第一次参加。大会活动，给了我以深深的教育。

六、支援绥东抗日

1936年11月，绥远东部爱国将士，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日寇，给进犯敌人以迎头痛击。这一英勇的行动，振动了整个中国，鼓舞了全民士气。为了支援绥东抗战，为了表示我们的爱国心愿，车校长给学校师生讲述了绥东抗日形势，随之全校师生发起支援绥东抗战的募捐活动。同学们少则几文钱，多则几元钱，先后共捐款191.1元，并以全校师生的名义，写了《致绥东抗日将士书》，以表示慰问之意和仰慕之情。竞存小学这一行动，影响并推动了西安全市的募捐活动。先是西安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绝食一天，捐款慰劳绥东将士。11月19日，全市中学师生绝食一天。不到一个月，捐款2000多元。公推车校长等三人为代表，赴绥东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车校长从绥东前线胜利归来后，到处宣讲，同时也给我们讲了绥东抗日将士英勇抗敌的事迹，及大败日军、获取全胜的百灵庙的战斗经过，大家感到无比兴奋，大长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这是一次生动的抗日救亡教育课。

七、古城沸腾的1月29日

西安学联发出通知：1月29日，在革命公园召开“一二·九”1周年纪念大会，全市大中小学参加。

开会的这一天，天色刚亮，竞存全体师生就整队出发了。街上有些异样：持抢的警察到处可见，途经东关柿园巷西口的竞化小学和东口的竞龙小学门口，看见警察拿枪紧紧地把着门口。队伍走到大兴巷民主中学，这儿警察更是森严密布，许多警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对着校门口，不许涌在校门里的学生出来参加大会。我们竞存师生，不断地给民主中学鼓劲，高呼：“欢迎民主爱国同学和我们在一起”、“阻止爱国运动就是汉奸”。民主同学终于像怒潮似的冲出来了，和竞存的同学汇合在一起，并和警察英勇搏斗、互相撕扭、滚打着，枪声、骂声，混成一片。终因学生人多势众，警察抱头鼠蹿了，我们胜利了。然而也却付出了血的代价：竞存的两名小学生被枪打伤了。我们带着胜利的自豪与血的仇恨，又整队出发，胜利到达革命公园。

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西安学联负责人李正风(后来曾为迁凤竞中训育主任)向大会宣布了竞存小学学生流血事件的情况。大会群众激怒了，人们不断高呼：“惩办杀人凶手”“誓死为受难小朋友报仇”、“向警察局长马志超讨还血债！”

会后，举行爱国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口号声、救亡歌声，在西安古城的上空飘荡。游行队伍到了“剿总”，受到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可是到了陕西省政府，“要人”们都是闭门不出。省主席邵力子溜了。群情激愤，决意向临潼进发，向往在那儿洗温水澡的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途中张将军两次派代表劝阻队伍不要前进了，说临潼方面有危险。游行队伍先没有听从他的劝阻，继续前进。队伍到十里铺的时候，张学良将军亲自来了。在给大家讲话中，他保证三天后，一定给大家以满意的答复，否则唯他张某是问。学生们热烈高呼：“拥护抗日领袖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学联”决定停止前去临潼请愿，返回西安。这时天巳黑了，从早到晚，这一整天我们既没怎么吃，也没怎么喝，紧紧地跟随着游行队伍，没有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精神。三天后，12月12日，“西安事变”暴发了，临潼上空起了兵谏的第一炮。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打出了一个抗日的大好局面。

八、迁校湘子庙

竞存小学的名声出去了，来上学的人日渐增多。火柴厂这块地方不够用了，学校需要发展和扩大。学校遂决定迁往西安南门湘子庙。这儿原是东北军办的东望小学校址，它迁走了，地方归了竞存。这里基础好，房舍条件比火柴厂强多了。迁校的消息在同学中传开了，大家的思想波动很大，主要是爱这个学校，舍不得离开。学生大都贫困，拿不起花销，若迁校后有人又得失学了。校长在迁校动员讲话中说：“学校热爱同学，愿和大家在一起。这次迁校是为了学校的发展，使更多的失学儿童念上书。希望同学们克服困难，跟学校一起走。”当然大家愿意跟学校走，然而能拿得起花销，跟学校走的不多。为了跟学校走，许多同学回去劝说家长，有的几个人结成一伙，互相做家长的工作，使之想办法解决困难。一些家长，看到孩子心切，就答应孩子的要求了。

1937年1月，学校搬迁的那一天，有五分之二的学生，随校迁往湘子庙。不能随校走的同学来送行。不少人哭了，场面实在动人。

迁校后，小学扩大招收插班生。共招收了190多人。同年夏，小学集中到小湘子庙。大湘子庙创办了初中班，先后招收了初二九、春二九、秋三三这三个班，一共有学生70多人。

九、“民先”与“抗协”

1937年8月，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竞存中学建立。由几个人很快发展到30多人，由中学发展到小学，划分为两个分队。“民先”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在学生中影响很大，是学校一切活动的支柱。 大约9月前后，我经刘明老师(中共党员)介绍，参加了“民先”。那时，我在小学五年级念书，刘明老师是我们的级任(即班主任)，他是我最早走上革命的引路人。“抗协”(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在何东升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破坏学校和“民先”的抗日救亡活动。

“民先”与“抗协”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尖锐。例如，学校召开“九·一八”6周年纪念大会，“抗协”搞破坏，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民先”硬把“抗协”挤走了，保证了大会顺利召开。再如“双十节”宣传活动，“民先”到“南院门”去宣传，“抗协”则挤占南院门场地，“民先”到钟楼去宣传，“抗协”则拉来交通警，以妨碍交通为由赶“民先”，“民先”又到东大街，“抗协”也进行捣乱。最后，“民先”去小街小巷进行宣传，终于完成了抗日宣传的任务。

“民先”与“抗协”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1939年秋，国民党取消包括“民先”在内的三个救亡团体。“民先”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但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民先”的活动，在校内外十分活跃。在学校组织歌咏队、演讲队、话剧团、出刊墙报。西安市各校的“民先”队员经常来竞存开会、排剧练歌，竞存成了西安“民先”的活动中心之一。另外，我们还参加过几次全市“民先”大会，会上听过彭总的形势报告。

竞存的名声红了，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不安。开始对学校秘密监视。1938年秋，陕西省教育厅，派老牌特务何东升进校当训育主任，并组织“西北青年抗日义勇队”。后来改为“抗协”和“民先”对抗。当时，竞存参加“抗协”的只不过10多个人。官方用请客、吃饭、看电影、给活动费等办法，拉拢人，扩大组织，给参加“抗协”的每人每月8块钱津贴。“民先”给“抗协”分子起了个外号叫“8块钱”，另一个外号叫“破鞋”，以示卑视之意。

十、竞存的抗日救亡活动

竞存从创办起，抗日救亡活动的内容就贯穿课内外一切活动中。“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工作更加活跃了。无论在西安，还是在凤翔，都是弛名全城的。例如，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竞存捐资最多。每次欢送抗日将士出征，那如泣如诉的《松花江上》的歌声，最感动出征将士，最能激发他们的复仇决心；在医院为伤兵员唱歌、写信、洗衣、缝补，最受伤兵员欢迎，竞存剧团演出的《血祭九·一八》《三江好》，还有郑一平编写的《大刀王五》，傅秦华编写的三个剧本(剧名忘了)，在西安和凤翔演出后，最受观众欢迎。特别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感人极深，效果最好，抗日救亡讲演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兵营，均收到良好的效果。另外组织赴农村抗日救亡宣传队，远征渭南，走遍了渭河两岸的村村镇镇。又远征扶风、武功、周至、高陵等地，这些地方的村、镇，都留下了宣传队的足迹。抗日救亡的漫画，是竞存的别树一帜的宣传形式。美术老师陈执中主编的《抗敌画报》及在各地举办的漫画展览，都有竞存学生的作品。竞存擅长漫画的同学，常给各界救亡团体画宣传画。校内壁报上的漫画、插图和报头，很受群众喜爱，竞存的秧歌更是惹人注意。这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

蓬勃的抗日救亡活动，教育了民众，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它使我们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更加浓厚，意志更加坚强。

十一、西迁凤翔

1938年10月，日寇集重兵于黄河之边，炮击潼关，狂炸西安，企图进犯我省。“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的口号，响彻了古城西安！西安人民在疏散。许多学校往陕南迁移。一时尚未迁走的学校，也都停课了。只有竞存在敌机轰炸威胁下，仍坚持上课。城里上不成，到城南10多里远的宋家花园上。形势日趋紧张，竞存决定要搬迁。但不是逃跑南迁，而是西迁凤翔。车校长在迁校动员会上说：“我们竞存迁往凤翔，是为了坚持学习，坚持抗日，而绝不是为了逃跑，为了苟安。如果鬼子进陕，我们就组成游击队，像山西成成中学那样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之后，同学们说服家长，劝说伙伴，随校西迁。有的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买了水壶、毛毯等行军用品。在学校老师们的率领下，全校师生80多人，于1938年12月，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在北风猎猎的时节，迁至凤翔，在城东3华里的纸坊村的皇庙和火神庙住下了。

竞存为了做好打游击的准备，曾派马秉琪、杨辉、李佑林等去麟游县、岐山县察看地形，绘制地图。又派人去距凤翔40多华里的虢镇“冀中游击司令部留守处”，取了两麻袋枪枝，运回学校。

十二、在艰苦中学习

“居住在破庙，饮食在露天，身穿着破烂的绿军衣，但……”竞存校歌中这几句歌词，真实地反映了竞存的生活。

竞存中学部的皇庙，有三大殿：菩萨殿、关帝殿、娘娘殿，竞存小学部的火神庙，也有三大殿，火神殿、文昌殿、武昌殿。它们既是学生的宿舍，也是上课的教室。为了多住人，殿里两边用木板搭起两层铺。伙食是粗茶淡饭，没有饭堂，大家蹲在院子里，分小组一伙一伙地围着吃。学校穷学生居多，冬天穿不上棉衣，车校长从黄杰军长那里捐来500多套破旧的绿军装，分给穷苦学生，拆洗干净，穿在身上，并系上皮带，戴上军帽，扎上绑腿，很像个战士。同学们都很喜欢这身打扮。迁移凤翔后，除雨雪天在神殿里上课外，平时上课，都在外边。没有教室，没有桌椅，院子、操场、大树下、小河边、门洞里、戏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课堂。车校长从东北军万福麟军长那里捐来一千多个帆布小“马扎”(折叠小凳子)，发给同学，每人一个，还发给一块木板。上课时，坐在马扎上，把木板放在双膝上，当桌子用。我就是这样念完小学、初中和高中的。

学习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学习精神却是十分充沛的。如同校歌歌词中所说，“我们的学习，有趣味、有意义，有生气”。

十三、丰富的课内外生活

车校长一贯主张“教学做合一”，怎么用就怎么学，学一点，用一点，“学用一致”。竞存的课程设施，是按抗日救亡和教学实际需要而开设的。初创竞存小学时，设有“国难”课和“国复”课，使学生不忘国难家仇和抗日复土。西迁凤翔后，设“军训”“游击战术”“日语”“情报工作”和“抗日问题研究”。音乐课是老师自作的抗战歌曲和流行的进步歌曲。美术课教的是抗敌漫画和木刻。废除了国民党的公民课，代之以常识课，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其他文科课程，都是从内容上剔除旧的充实新的。如国文删掉宣扬旧道德、旧思想的内容，充实了鲁迅的作品，解放区文艺作品和苏联的翻译作品。自然科学课程，则是渗透新观点，尽量结合生产实际。如植物课，结合当地的生产需要，配制消毒药膏，研究当地农做物生产特点及农田管理、化学课，帮助研究当地造纸工艺。

竞存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与课内是紧相联系，是课内教学的延深和扩大。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成立有各种研究会和活动小组，如“东北问题研究会”“抗日救亡研究会”“时事研究会”“戏剧研究组”“簿记组”“漫画研究组”。各有各的活动章程与组织领导，各自按照计划，举办各种活动，如“诗歌研究组”，举办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出版《诗歌专刊》，举办诗歌创作活动。又如“时事研究会”，举办时事辩论会、时事报告会、时局讨论会、游击战争讲座、妇女问题讲座。学校还有秘密图书馆，组织学生秘密传看进步书籍，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竞存的歌咏队和体育队在当地是非常出众的。排球和蓝球是“九区”(国民党陕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冠军，歌咏比赛是第一名，秧歌舞蹈是各学校中的佼佼者。

正是这样的教育活动，竞存才培养出许多人材，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十四、生产自救

竞存穷，是有名的，办学经费一向拮据。经费来源一靠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接济。小学初创时，每月给150元，迁到凤翔后每月给三四百元。二靠车校长出去化缘(募捐)，谋求那些社会贤达和热心教育的人捐助。周总理还接过学校的募捐册，募捐过。当然只靠这些款项办学是不够的，还得依靠我们的双手，自力更生了。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上山开荒，先后开了100多亩地，种了粮食，在公路边，河滩上，开地种菜；养鸡养鸭养牛，发展学校畜牧业；组织木工组、缝纫组、粉笔组，一面对外经销，一面对师生服务，办造纸厂、纺织厂。造纸厂由张寒晖负责。筹建纺织厂，曾派过三名学生去西安学习技术，带回几架纺织机。

在生产自救上，一面开源，另一面节流。主要实行工读制度。学校有许多工读生，他们家庭困难，甚至没有家，交不起伙食费。学校组织他们造粉笔、搞缝纫、当木工等。同时组织他们干其他许多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刻写、油印、糊信封、理发、管理图书、按作息时间摇铃(有时吹号、打钟、吹哨)。还有几个人在小学教书(我是其中之一)。既使学校减少了花钱，又使穷苦学生解决了吃饭问题，公私两利。

竞存办学困难很多，但车校长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是能够解决的。

十五、“众志斋”

竞存迁到凤翔后，规模更大了，学生增多了，有东北的，有西北的，有东北军子弟，也有中央军子弟，(卫立煌的侄子、侄女三人就在竞存读书)。有些家长慕名而来，放心地把子女托付给学校。1939年又增办了高中班，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六七百人。

学校发展了，房舍不够用了，怎么办？决定盖房子。1940年9月，车校长出外募捐归来，捐款3100多元。他高兴地对学生说，“这回我们有钱盖房子了”。纸坊街的老乡们十分支持学校，拆掉戏台建筑，把木料砖石全部送给学校，又把庙后一块地皮拨给学校以供建房需要。

建房热潮开始了，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挖地基的不停地抡镐头，运石头，像梭子穿梭似的来回跑；砸土墙的边砸边哼着号子；和泥的，锯木的，托坯的，打夯的，钉木架的，都在热情地干着自己的活计。张寒晖老师为了鼓舞全校师生的劳动兴趣和情绪，编写了《拉石歌》和《打夯歌》大家边干边唱，鼓起了同学们的干劲，歌曲的节奏把大家的力量拧在了一起。经过20多天的紧张劳动，25间新房盖成了，同学们看见自己辛勤劳动的硕果，高兴极了。在落成典礼时车校长欣然命笔，在一块刨光的木板上，写了三个大字：“众志斋”，挂在这排新房的中央。从此，同学们再不愁没处住了，风雪天再不愁没处上课了。正如《拉石歌》歌词中所说：“自盖高楼自己享受！自造幸福自己快慰。”

十六、竞存处处有歌声

竞存“民先”最早组织歌咏队时，我就是一名队员。我记得，我们最早学的歌子，是刘明老师教的《五月的鲜花》，接着是张寒晖老师教的《松花江上》。歌咏队渐渐唱出名气，常去工厂、农村、兵营、伤兵医院演唱。还被西安广播电视台邀去播唱，把抗战歌曲送到西安的千家万户。1938年，西安市举办了歌咏比赛，各校都作了充分准备，我们更不必说。我们参赛的是《流亡三部曲》。流亡人唱流亡。歌，分外动情，分外感人，听众无不感动，有些人声泪俱下。歌咏队的指挥叫金雨时，个子不高，长得瘦小、精神，打拍子非常出色，人们无不佩服夸奖。这次评比结果，竞存小学获得第一名。金雨时得了指挥奖，竞存的歌咏队从此闻名于全市。在凤翔，歌咏队在张寒晖老师的指导下，更加出色。由于歌咏队的带动和影响，全校唱歌蔚然成风。各班都能唱几十首，各有自己最拿手唱的好歌。其中大部分是张寒晖老师编的。每逢集会，或歌咏比赛或“音乐会”，场面最为热烈：班与班之同互相拉歌子，歌声刚落，拉歌声即起。“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这边唱《在太行山上》，那边唱《军民大生产》，拉、唱声交叉重叠，大家兴奋极了。每天开饭时，各班排队，在等开饭的时间里，唱歌成为习惯。平时，同学们都是踏着歌子来，踩着歌子去，宿舍里、校园中、丛林间、小溪旁，到处飘荡着竞存的歌声。

竞存的歌声是战斗的歌声，是前进的歌声，我们在歌声中生活，我们在歌声中成长。

十七、为工人农民服务

1939年，竞存在纸坊街办了3处夜校，由学生郭建盘、岳继昌、江享生具体负责，招收纸坊街的造纸工人和农民约100多人参加。利用晚上给他们上课，教识字，简单算术、讲故事、讲抗日故事、教救亡歌曲、做操跑步。学员积极热情，不怕吃苦受累。夜校成绩显著，很多人基本脱盲，一般能识四五百字，能看书看报，能写简单文稿，能唱抗战歌曲。“小先生”很受夜校学生爱戴。1940年夏，郭建盘不幸烧伤去逝，全校停课，在南巷戏楼召开追悼大会，夜校学生和送葬群众约1000多人参加。他们痛哭流泪，悲痛他们失去了一个好教师。

另外，竞存部分女同学，深入农民家庭，组成妇女识字班。除教识字外，还给他们讲故事、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作出很大成绩。

学校举行“同乐会”时，邀请夜校和识字班的学生及乡亲们参加观看，每次会场坐得满满当当的，气氛十分和谐而热烈。

张寒晖老师非常关心纸坊村造纸工业。他专心研究造纸原料，广泛利用当地麦秸，解决造纸困难。帮助改进造纸工艺，减轻了造纸工人的劳动强度。编写《纸工歌》，工人们剁麻、洗麻、打浆时，边干边唱，干得那么得劲！唱得那么欢畅！

十八、战斗在白色恐怖中的竞存

竞存办学10年，是充满战斗的10年。车校长的诗中说：“十年斗争为竞存，魑魅魍魉不离门，动辄到校捕先生，转瞬学生又失群……”这几句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情景。

国民党反动当局，通过陕西省教育厅，先后派遣特务何东升、李文白、张斐然、张欣欣到校，充当训育主任等职，发展反动组织，指使反动学生，进行捣乱破坏。他们在学校张贴反动标语，煽动学生反对校长，反对学校，鼓动教师罢教，破坏学生选举自治会，监视进步师生，安插亲信，搞里应外合，搜捕师生。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达到把学校搞黄的目的，不借动用武装军警、兴师动众，对付手无寸铁的师生。1937年秋，领了一连保安队，持枪包围了西安湘子庙竞存中学，进行搜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车校长和聂长林、张继五、刘明老师，还有一位工友，管押在西安皇城西北行营，终因当局拿不出罪证，加上社会贤达的大力营救，才得释放。

1941年月前后，凤翔县当局在不足一个月中，对竞存进行了两次搜捕。第一次捕去正在小学养病的滕净东老师和学生王可；第二次捕去与我同班的同学岳继昌、曹炳文，另外还有冯广运、时保泽，后经车校长多方求人，设法营救，才得释放。对此，张寒晖老师愤恨异常，作歌《云雾里》，又名《七里》，以表情怀。规模最大、气势最凶的是1943年冬的搜捕。凤翔县派了一连多部队，包围了学校，校门口架起了机枪。荷枪实弹，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凶恨的冲进了学校。当时我在小学正给学生上课，他们堵住教室的门口，枪对着我们，不许动弹。他们几乎搜查了一天，最后捕去王萍老师和与我同班的同学常桂珍(工读生，也在小学教书)。经车校长在外活动营救，只救出王萍老师，常桂珍被押于西安“劳动营”。

此外，特务们还对竞存多次进行秘密搜捕，其中陈启明老师的失踪就是一例。老师夜晚都不敢在自己屋里睡觉。1941年春，有一天夜里，我被挤醒，发现挤在我身边睡觉的是张寒晖老师。他挤在学生宿舍，就是为了防止特务秘密捕人。尽管国民党特务如此猖狂地迫害学校师生，竞存的大旗仍在白区的白色恐怖中高高飘扬。(1990年3月23日于锦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