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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育家车向忱，被誉为“东北甘地”，一生光明磊落。他从教30余年，培养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父郑辅廷，因“九·一八”东北沦陷，流亡关内！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我曾与车老共事，彼此结下深厚情谊。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车老曾和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在奉天从事实业救国，是奉天商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不甘心做亡国奴，在北平刑部街积极参与创建救国会，曾奉命潜回东北，在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和鼓动工作。1932年2月，他先后到新宾、桓仁等地，拜见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唐聚伍等，相约俟机起义反满抗日。4月间，辽东29个县的群众组织起来，宣布成立以唐聚伍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同年家父郑殿相(进关后改郑辅廷)，投笔从戎，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在第六路军李春润部任上尉军需。不久被选送北平，参加救国会主办的军政学习班，从此结识车老。政训班结束后，家父被派回东北，任第六路军第九支队上校司令，担任抚顺、新宾、通化、桓仁四县政治联络员，从事抗日军政工作。受挫后，奉命携眷返回。北平救国会。至此，便和车老共事十几年，成为患难与共的诤友。在关内，他们共同为流亡的东北难民子女创办竞存(小学和中学)学校，10年间培养学生近5000人。竞存毕业的学生，被输送到革命圣地延安者，多达百余名，受到党中央的好评，为中国革命做出一定贡献。

由于父辈们的频繁接触，我们有幸与车老的孩子们相处，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我已经8岁，该正式入学读书了(以前，母亲送我与长我5岁的哥哥同在竞存读书)，那时，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除加紧陆地作战外，常派飞机轰炸西安，因此在市内居住的人们，常因警报骚扰，不得安宁。此刻，父亲正犹豫让我与哥哥到哪个学校就读，以方便躲避空袭。一天车老来到我家，知我们还没有找到能防空袭的就近学校就学，便对我父亲说：“不能耽误孩子读书而荒废学业。”随后问我叫什么名字(车毛当时只知道我与哥哥的乳名)。“老二(我为次子)叫长林，长安生的。”妈妈说，“孩子这辈泛林字。”“老习惯不好。”车老听后说，“名字太俗，我给起个名吧。”车老随之告诫我们要好好念书，像高尔基那样，当个文豪。他解释说，高尔基是苏联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苏联、高尔基……那时听到这些词感到很新鲜。

于是哥哥由车老易名“文豪”，我就叫“文杰”。我们高兴有了自己的学名，父母也很同意。第二天，我们拿着车老写给西安市东望小学校长的信上了学。从此有了自己离家最近的第二个母校。

日寇投降前夕，形势很紧张，日本觊觎关中沃土的野心仍在膨胀，军事行动有增无减。西安上空白天黑夜时有空袭骚扰。当时，只要听到尖叫的警笛长鸣声，或是聋哑人见到城头上那高悬的红灯由一个变成三个的时候，就知道敌机来到了头顶！一片混乱，人心惶恐异常，个个提心吊胆。而每次轰炸，毁房倒屋，人死室空，凄惨得很。记得有一次白天响起警报，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敌机在头顶狂轰滥炸，这时，突然从一家门里跑出个三四岁的孩子，估计是找他家的大人(他们准是来不及躲避而跑散)，街头执警的军人呼喊“卧倒”，无效，竟为了不暴露地面目标，开枪打死孩子，子弹从背部射穿，惨死于血泊之中。就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中的一个傍晚，父亲领着我来到坐落在湘子庙内的东北竞存中学。《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老师也常来这里找车老议事。不料刚刚见面，鸣呜地响起了紧急警报，敌机近在头顶。父亲敏捷地拉着车老和我，三步并成两步地跳进院墙外的防空壕。分把钟头，三架一队的小日本飞机从云隙中钻出来，在月光下闪着刺眼的银光。这时，汉奸在远处打着红色信号弹，红光把夜空映得血亮，信号所落之处，一阵轰炸或机关炮扫射。空气浓缩得像真空一般。此刻我倚偎在父亲一侧，父亲紧靠在车老身边，他们从容地唠着竞存学校的事儿，一口东北地方腔，那么亲切，好象久未见面的老相识，谈个没完没了。警报反成了他们促膝谈心的契机。不过，此情此景，那时的我倒有些担心害怕起来。我见车老谈得激动时，不断以他那惯用乌亮拐杖，敲着防空壕的墙壁，表示对敌人无比忿懑。我怕那会被天上的敌机发现，暴露目标，于是推搡车老说，“师爷，别晃动拐杖，小心敌机！”车老笑了，虽然放下拐杖，却狠狠瞪着天上盘旋的“乌鸦”，并怒骂“那些王八羔子汉奸，是中国人中的败类”，真是满腔忿怒集于一目。

半小时以后，敌机离去。远处立即传来消防车、救护车和人们抢救灾民、扑灭大火的尖叫声，呼喊声，哭叫声以及嘈骂声交织在一起。次日传来有不少不幸人民惨死或受伤于这场轰炸的消息。当时的《西安日报》也及时发出了报道。记得有这样一则消息，说是几十人躲进一个窑洞，因汉奸发射信号，敌机将炸弹投掷洞口，炸塌洞门，全洞人活活窒息洞内。消息震动全城，人人发指和神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对爱国人士迫害日甚。这年父亲被通缉。有一次他不在家，三四个国民党警察闯入我们在西安市安民巷的住宅。警察未来以前，母亲根据父亲出走前提示的情况，预感到危险很快降临，决定用改姓，新居来对付敌人。我们哥三都改姓“沈”。一个头目问我母亲：“老太太姓什么？”母亲说“姓沈。”那人说：“不对！这家姓郑，怎么姓沈了？！”母亲答说“姓郑的搬走了，我们才搬来。”一个大个子警察插话说：“新来户？我们怎么不知道？”这时，他见一旁站着的我弟弟吓得发呆，连哄带骗地问。“小孩，你姓什么？说了买糖。”弟弟当年5岁，不会说谎，吞吞吐吐说“姓郑”。警察头目转身对我母亲吼道：“妈的，你这老太太撒谎，带走！”我母亲毫无惧色地答说：“走就走！我男人说不上死活，正好无人养活我们孤儿寡母。”随即收拾东西。这个警察头目想不到遇见像母亲这样的女性，感到很棘手，但也无可奈何，沉吟了一会儿，遂跟那些走卒说：“走！带娘无用！”临近腊月根儿，父亲匆匆返回家中，告诉母亲有更大危险即将降身：据他的学生从各种渠道获悉，父亲可能在年节前后遭国民党暗算，于是决定立刻搬家。母亲匆匆收拾行装，雇了两辆胶皮车，领着我们哥仨共四口人，被迫于大年三十这天(父亲先行一日)，在家家户户忙碌过节、晚霞笼罩之中，迁往市郊马家滹坨村。事前，父亲为了保密，只告说地点在北郊2里，并说出城有人接我们，我们便放心搬家了。谁知中途有变，与父亲走失。我们押着马车直奔10里外的豆腐滹坨村，边走边问，越走越远，时至半夜未能和父亲见面。“年年三十无月亮”，幸好是过年，不远之间就有人家灯火，或燃鞭炮，或孩子提灯玩耍，或有人烧纸祭祖，路上还是挺热闹的。最后，我们不得已在豆腐滹坨村住了宿。正月初一，我们继续赶路，终于在马家滹坨村与父亲重逢，安顿了住处，并在此处隐居一年之久。

时车老处境与家父一样，也十分危险。在我们安顿好生活以后，大约是1945年秋冬之交，经家父多次劝邀，车老考虑到下乡的必要性，一可经与我父在一起，方便工作；二可回避敌特直接监视，接受家父邀请，决定也搬家眷到马家滹坨村。从此，我们与车老和他爱人翟重光以及次子树实，在一起共度了半年难忘的时光。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记得在那随时都有不测的岁月里，车老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趣。他是一位十分豁达、谦恭而又风趣的老人。在马家滹坨乡间的那些日子里，车老除与我父常在一起谈工作以外，很爱和我们这些晚生拉长道短，问这问那。一次，他躺在床上，拉我趴在他身边讲故事。大意是。有位大力士后面来了一辆汽车，企图伤害他，大力士一用劲儿将车拽回来。开车的又出鬼点子，想偷偷碾死他，趁其不防，将他撞倒，从身上开过。谁知他只挺一下肚皮，车就被掀翻了。讲得在情在理，生动有趣，惹得我们咯咯直笑。后来才知道，这大力士比拟人民群众，如果一旦觉悟，力量是无比的，谁也压抑不了。寓意深远，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车老还常让我们猜谜语。像“瓶里有水，倒不出来——打一东北县名(谜底为盖平，今盖县)”啦，等等。以增加我们对东北老家的怀恋。这在当时，对身居异乡僻土的我们，尽管年龄很小，触动也是很大的。记得每当提起东北的大豆高粱、白山黑水时，就追忆起这里的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尤其是唱起《松花江上》那首催人泪下的救亡歌曲，更是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恨透了日寇。而最难过的要数我母亲，她时常泪流不止，几天茶饭不进。

正当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形势出现转机，党秘密派人接车老回延安，接受新的工作。

1945年冬的一个傍晚，一位蒙白头巾，右胳臂挎个条筐，农民打扮的陕西人，突然来到马家滹坨村我家门口，脱口一声“报告”，父亲一惊，遂将客人请进屋内。来人报名姓张。经一番谈话后，知道是党派来的地下联络员。于是留他在我家吃住，并与父亲彻夜长谈。父亲从张同志处知道好多陕、甘、宁边区情况。张同志曾希望父亲留在陕西为党工作，但由于他不谙地方口音，母亲不服异乡气候和水土，以后终于回到东北。那时经父转介，张同志见到车老，他们促膝长谈多次，张同志方离开。不久，车老就“销声匿迹”了。

1945年12月13日，车老化名杨秀东，安全通过封锁线到达延安。嗣后，毛主席接见他，还赠送他一件皮大衣。1947年3月，我们全家历尽艰险返回沈阳市。东北全境解放后，车老回到辽宁，父亲多次在沈阳市北陵东北人民政府院内见到车老。大区撤销后，车老担任辽宁省副省长。家父与车老和他爱人翟重光师母，仍像在关内一样，没间断往来，车老还继续给予我父亲无私的帮助和教诲。每当父亲忆起这些，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亲切，往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