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凤翔区  >  史料  >  回忆

我在竞存上学时名叫常桂珍。我是辽宁省台安县人。我的养父是东北军低级文职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我随养父母流入关内，先到河北，后到西安。养母去世后，我经一位东北同乡的介绍，进入西安湘子庙街东北竞存小学读书。1938年学校迁凤翔。1939年夏，我从小学高秋二八级毕业，升入初中秋三一级。因家庭生活困难，经常和其他一些同学，如同班的刘音琴(现名刘芳)等参加学校组织开展的糊信封、糊纸盒等劳动；在中午休息及课外活动的时间，管理图书馆，负责给同学们借书，后来又到竞小兼课，学校给些生活费、伙食费，这样半工半读，维持生活、维持学习。

在校学习时，我经常参加学校的歌咏队、宣传队，宣传抗日，并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如篮球、排球等活动。曾代表学校参加过陕西省第九区专员公署举行的有十个县参加的运动会，我投掷铅球得了女子第一名，获“东亚健儿”的红色锦旗一面，送给学校作为纪念。

由于热爱学校，大家都乐意为学校做事。1943年，车校长派我到凤翔城里为学校取过一次募捐款。我是带着校长的信去的，具体地址和那人的姓名都忘记了，只记得他有40多岁年纪，身穿长衫，态度和蔼。他看了信后，把钱(纸币)取出，装入一个信封，交给我带回，交给了车校长。

竞存师生中人才济济。我班的蒋鸣岐同学经常画抗日漫画，而且在报刊上发表。我有一次看见他画了一幅漫画，画面分上下两部分，画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的生活：上半部画着一群长袍短褂、脑满肠肥的人，有太太陪着，围着摆满鸡鸭鱼肉的桌子在大吃大喝，下半部画着一群衣衫褴褛、骨瘦嶙峋的人，手里擎着残破的空碗，拿着长短不齐的筷子在乞讨，两种人的生活对比非常鲜明。同学们看了都说画得好。

刘音琴同学和张晖寒老师去了陕北以后，曾两次给我来信，都是由邰光瑞同志带回的。第一次是由车校长转交给我的，第二次是邰直接交给我的，这次他还对我谈了张寒晖老师和刘音琴到陕北后的情况。

国民党对竞存师生进行过几次逮捕。194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和一个女同学正在看书，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一本记得好像是毛主席的著作。一个女同学急急忙忙地跑来说，警察正在搜查。我俩赶紧带着书跑进厕所，把书藏在砖头下面。等警察走后，才把书取出来。

1942年夏，我从初中秋三一级毕业，升入高中秋三四级。至1943年，因无经济来源，高中还没有上完，就经教国文的张铁生老师介绍，到城里凤师附小去教书。

不久，11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听到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看见有两个警察持枪对准我的门口；再看院内，还有十来个持枪的警察站在那里。他们把我带到县警察局，没经审问，即被关入一女室。进门一看，竞存的女生指导王萍老师也在里面。她比我进去大约早两三小时。我被捕时衣兜里装有和王萍老师合照的一张照片，我怕引起麻烦，就趁上厕所的机会，把它撕碎，丢入厕所坑内。

没几天，我们被用马拉轿车送到虢镇火车站，又转乘火车被送到西安。下车后，他们用黑布把我们的眼睛蒙上，拉到大雁塔附近或孔林附近一个有几层房子的特联禁闭室(因多被蒙着眼睛，所以具体地址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总之，是秘密监狱)关押。同屋除我和王萍老师外，还有一个西安某银行的叫董萍(她因怀孕，即将临产，不久即被放出)，另一个是毕河清(从后来的交谈中知道她也是竞存中学的学生，是初中二九级的，也是在所谓的陕西的“大肃清”时被抓进去的)。

审问有时在白天，多数在夜间进行，不叫名字，叫号出入。我们几个女的没受过刑，但审问男的时，每次总有一两个受刑的，有的是坐老虎凳，有的是用皮鞭抽打。

审问我时他们问的问题是：你在学校为什么经常和某些老师接近？他们对你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经常帮助车向忱做事？是什么人给学校捐款？

他们说有人约我去陕北。问我认识不认识南玉秀，我说认识，她是咸阳的一个同学。他们说，南玉秀给你写信说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没有收到她的信。我从他们审讯的问话中才知道原来是南玉秀给我写信，约我到别处去上学，被他们非法扣留偷看了，才这样问我。 

他们审问不出什么口供，就骂我是学校里的“风头人物”、接近教员、接近校长、参加同乐晚会(文艺晚会)、到街头演剧(宣传抗日)等。这些都是我的“罪名”？他们问学校里谁是共产党、民先队？我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怎么能知道谁是共产党、民先队？他们说，别人不知道，车向忱该知道吧？我说，他将东北流亡学生收来念书。他们说，竞存没有立案，政府是不承认的。我说车校长本人很穷苦，他教育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国，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后来他们又问我，蒋鸣岐你认识不认识？我说认识，他是我同班同学。他们说蒋鸣岐画反动漫画，你知道吗？我说女同学从来不跟男生接触(真话当然不能对他们讲)。

到西安不久，董萍被保释，剩下我们三个人。每当外面的流动岗哨走过去时，我们总是借机说话。有时说，在审问时，我们应该怎样说，反正几个人都下定决心，不管怎么审问，都不向他们说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的情况，尽量说“不知道”。我们说话时特别当心，要留意来回走动的岗哨。

在狱里吃饭，常是一个黑馒头，夹一条咸菜，见不到青菜，喝水也限制。每天下午放一次风，在院子里活动一会儿。时间虽然很短，看到的也只是四周高高的围墙，但能出来走走，上上厕所，也是好的。有时偶尔看到从小小的天空飞过的小鸟，想象着外面的世界，我们是多么渴望自由啊！

不久，又在一个黑天，又把我和毕河清送往西北青年劳动营。 

我在劳动营被关了一年多，到了1945年5月，管我们的区队长丁文卿宣布，上边不给供应粮食，不给经费，劳动营要解散(其实是外面的形势变了)。这时开始放人。据我回忆，我们好像不是被一次放走的，而是分批放走的。在8月以前，全部走完。从此劳动营结束。1946年，我到凤翔找母校，但母校已经停办了。此后，我先到陕西的千阳，后又去沈阳、广东等地小学教书。1978年，我患脑血管痉挛，经过治疗，病愈后，记忆力减退，1979年退休，1983年改离休。

几十年来，我都在怀念着培育我成长的母校和老师以及朝夕相处的同学，有时做梦也梦见他们。我多么想再回凤翔去看看母校的旧址，多么想会见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听说母校即将恢复，我殷切地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