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凤翔区  >  史料  >  回忆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地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这是一段惨痛的血的教训。那时，东北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无论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都自动自觉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有邓铁梅、唐聚五，吉林有李杜，黑龙江有马占山等。在他们的领导下，抗日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组成了数十万人的队伍。起义之初，一些人真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也有一部分人怀有搞个人名利的动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当时都起到了或大或小的抗日作用。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大威胁，对东三省和全国的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中国不能灭亡，还有希望。这其中最大最根本的武装力量，就是继各路义勇军先后失败而出现的，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有力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李兆麟、周保忠等将军们的领导下，给凶恶的日寇以长期致命打击，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取得最后胜利。
      现在，谈谈东北被日寇占领后，我亲自参加的一段抗日活动。
      1937年，我在东北抗日救国会(会址在北京)里面做了一点工作。1932年初，我曾代表救国会潜回东北慰问各地义勇军，鼓动他们不断地打击日寇。在我出发之前，老战友张希尧同志(中共党员，已故)对我帮助很多。我们在北京秘密地研究了潜回东北活动的方式方法和化妆用品。一切准备好后，我就装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由北京出发到塘洁，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跨海去大连。当轮船来到大连尚未靠岸时，几个凶恶的日本鬼子跳上了船，毫无例外地搜查每一个乘客，检查是否有张学良的便衣队（救国分子)。当时，我被鬼子兵从人群中拉了出来，进行检查。我心里有点紧张，心想生命落到敌人手里了，但是，一转念，又觉得我能为东北3000万人民，为恢复被侵占的锦绣山河而死，死亦光荣。这时，我的信念就更加坚定起来。当然，也想到抗日的使命在身，还应设法尽力摆脱鬼子的迫害；即使牺牲也不能无所作为的白白的倒下去，一定要为中华民族有所贡献。这时船已靠岸，我和两个有嫌疑的朝鲜人被“优先”地推下船，押解到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公署。路上，我背的马褡子里突然掉下来一个纸包，这可把押送我们的鬼子吓坏了。这伙凶恶的鬼子兵，原来都是些胆小的怕死鬼。他们极其蛮横地向我怒吼：“什么的有？”当他们弄清纸包里是梨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还没收了这个梨。当我们走进了不知陷害过多少无辜爱国者和广大人民的日本水上警察公署时，一心头充满了仇恨，同时也有些紧张。不多时，审判我的鬼子到场了，先要我把行李打开。他们一看都是些药品、衣物(我早就准备好了的)，查不出漏洞，但还不死心，又叫我打算盘，想试试我是否真是个卖药商人。我当即应付了一下，没露什么马脚。突然，鬼子要检查我的棉衣领子、袖口……这时我呼吸反常，满身冷汗，好在我抑制了这种变态的心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们检查了全身，又去检查行李，还把被子拆开检查。可是，“苦心”地检查了一番，还是无结果，自然，我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又注意观察我的神色，而我的紧张状态已恢复正常了。他们的观察已经晚了。这样，他们没有查出任何可疑之处，不得已只好把我放了。这一关可以说是虎口余生。走出这阴森的鬼门关，顿时感到万分兴奋。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疾速地来到了大连火车站，乘坐了奔驰在中长铁路线上的火车，向预定的目的地进发。
      我经过庄河县、安东，由鸭绿江坐冰滑子转向辑安、桓仁、通化、临江，找唐聚五。我代表救国会慰问他，鼓动他坚决抗日，同他谈了两天。后来，由临江又转到开原，并北上赴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住在一家小客栈。这家客栈是老熟人吕医生开设的，我就向他了解日寇占领下东北人民的思想状况。东北虽然沦亡，但人民怀念祖国的心情更为殷切。他们希望义勇军继续打击日寇，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更希望苏联能够马上出兵，协助我们赶走日寇，光复祖国。很多入主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当时，我还了解了义勇军将领李杜、马占山的情况，他们的实力，以及如何使他们与救国会取得联系等问题。但是，不料想，李杜已退到珠河一带，马占山所率领的义勇军在江桥与日寇作战，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之后，为逃脱日寇的包围已奔向祖国的东北边疆一大黑河，与苏联的海兰泡隔江相望。为了完成联络义勇军这项抗日工作，于是，我就先奔珠河一带，找李杜将军，把救国会与张学良的信交给他，并慰问他，使他再接再厉地抗日下去。然后，回哈尔滨又转奔齐齐哈尔，我到齐齐哈尔后找到了熟人，研究好去大黑河的路线，并化装为农民，身穿破棉袄，头顶破皮帽，腰缠麻绳，脚登靴子，手持大木根，开始了这段艰苦的行程。从齐齐哈尔到讷河，可乘一段火车。由讷河往前就只好徒步行走了。路上不幸遇见了土匪，他们把我仅有的几十元路费全部劫去了。但是，我想为完成这一重要的使命，就是再艰苦，就是忍饥挨冻，沿途讨饭也要前进。想起当年讨饭的生活，我还记得这样一回事：四月初的兴安岭山区，仍是寒气逼人，冰天雪地的季节。我从一家老大娘那里讨来的小米饭和咸葱都带着冰碴，因为饥饿也只好强嚼咽下。由于吃了这样的冷饭冷菜，致使胃部疼痛起来。当时，一无钱，二无医，又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无奈何，我只得加快脚步急走了10余里路，全身出了些汗，胃暖了，疼止了。直到现在，我还用这种快步行走和早晚散步的办法来锻炼身体。在内兴安岭嫩江县的这三四天中，每天讨来冷饭吃下去以后，我就用快步前进的办法防止胃疼。到嫩江县后，我住在一家小店里，店主是一位老太太。我在和这位老太太闲谈中知道：这位老人家是云南人，满清时代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法律被发配到这个地方。当时，我向老人了解了旧社会囚犯发配的情况。我离开这家小店时，由于没有店钱，就将我的一条较新的手巾送给了她，她很满意地收下了。
      离开嫩江县不远，就进入了内兴安岭的大森林。东北沦陷了，山河变样，景物失常，不由得使我回忆起幼年读过的唐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林中的白桦已不振，柞树也在腐老，又寄生了木耳。想到了倭寇如此猖狂，更给我增添了斗志。
      到司令部不久，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短小、瘦瘦的面孔上留两撇小胡子的人。那副聪明锐利的眼睛使人感到他的坚强勇敢，这个人，就是我所要探访的马占山将军。当他接见我时，他就首先表白自己没有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以才率领他的部队搞出一个江桥之战。我也向马占山说明了来意，并提到了江桥之战的功绩已闻名中外，还赞扬了他坚毅勇敢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精神。马占山又令其部下给我除旧换新，穿了一套新衣服。晚上设宴招待，以示欢迎。在互相的叙谈中，都道出了对祖国东三省沦陷的沉痛心情以及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怀。当我问到他部队的实力时，他痛心地说：“原有20多个旅，至今只剩下3个旅了”。但他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仍是很大的。他说：“我们决不辜负东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对义勇军的殷切期望，一定要继续发扬对敌斗争的勇敢精神，再接再厉，抗日到底！”他表示，要反攻，要在全军面前宣誓，以表抗日到底的决心。当时，他还邀请我给他的部队讲话，鼓舞官兵的士气。就这样，沟通了彼此来往的关系，使马占山率领的这支义勇军部队更加振奋，他们也认识到祖国人民是积极支持他们抗日的。到此，我的这次使命完成了，于是，告辞了马将军。
      临行前，我遥望着祖国和苏联分界的标志——黑龙江，望见那流经黑土地带的滚滚江水，望见那隔江对岸的伟大邻邦苏联，更加激发和增强了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我仍旧化了装，乘坐义勇军为我安排好了的船只，由嫩江顺流而下奔向齐齐哈尔、海伦、拜泉、安达等地寻找马占山的部下邓文、李海清、以及苏炳文、宋喜和，李波澜等，然后，准备换车去哈尔滨。在哈尔滨，我搜集了一些有关日寇侵略东北，以及愚弄东北人民的照片，还有日寇军用机场的照片等机密材料，以便带回北京。一切准备就续，我便改道乘火车回到北京。
      现在我就说说在京沈铁路线的二三事：这次，我是带着家属作为掩护，同去北京的。当列车行至新民时，忽然来了一个身穿军装的日本兵，正好坐在我的身边。当时我也有些心虚，疑心他是否有意地坐在我这里，一时难解。刹那问，计上心头，我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太君的大大的有？”这个鬼子回答说：“小小的有(意思说他是个小兵)。进而，我又把自带的大梨送他两个，他接过去便贪婪地吃了起来。我心里想，好！吃了我的东西，那就得为我服点儿务了。过了大虎山，又上来了一个小鬼子，看样子是要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似的，对车上的旅客和物件一点不漏地进行检查。这样检查起来，我那提包中的机密材料可就危险了。在这紧急关头，我只好利用坐在我身旁的鬼子兵了。我伪装亲善，故做镇静地向他暗示说，我的东西还需要检查吗？这个鬼子兵便向那个正在检查的鬼子兵摆了一下手，结果，便很顺利地把我放过。火车逼近山海关，我又不安起来。山海关是辽宁同河北接壤的地方，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大好河山后成立的伪满州国与祖国关内隔离的边界线。这里的检查一向都是很严格的。火车进站了，我想，还得继续利用这个鬼子兵。由于他对我已不存戒心，下车后，我便大胆地邀他同行。我进一步盘算着，他要是能为我拿皮包，那可就更理想了。于是，我就伪装拿皮包很吃力的样子，故意暗示给他看。果真，我的打算实现了。这个鬼子兵顺我手接过了反包并为显示他的力气，快步地走到了检查站。他回过身来向我招手，表示随他过去。我带着妻子孩子紧忙跟了过去，顺利、平安地通过了检查站。这时，心中顿觉亮堂起来，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轻松。出关后，我又继续乘火车经天津，安全回到北京。
      到北京后，受到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救国会委员们的欢迎，后来，又向张学良作了汇报。
      走了这一趟，所闻所见，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不可欺。虽然是在敌人的压迫奴役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不甘心情愿做亡国奴的。他们对敌人无比的憎恨，对祖国无比的热爱。东北的三千万人民时刻都在盼望着祖国能够出兵收复失地，能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下，却是不可能实现的。我首先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往返两次来东北，了解到蒋家匪帮也有所谓“救国”的人。但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不过是口头上说说“救国”，实际上是借“救国”之名，在关内骗取金钱，来哈市寻欢作乐。他们根本不关心广大人民的痛苦与死亡，也不关心当时的义勇军部队。这深深的教育了我，使我认清了他们的面目。
      后来，马占山等人领导的部分义勇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而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在冰天雪地、无衣无食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宁可吃草根、树皮，却仍然坚持不懈地同敌人进行搏斗。日寇把他们当作心腹大患，最后竟调集40万大军对他们进行围攻。著名的革命英雄杨靖宇、赵尚志等将军光荣地牺牲了，但是抗日联军却越战越强，零散的游击队终于形成了包括着十一军的强大的正规部队。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作战，广大东北人民群众纷纷参军，成为后来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之一。
      回忆当年我所参加的这段抗日活动，没能使广大的义勇军得到政治上的指导，以致没有能够使他们和东北抗日联军更好的联合在一起，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这是很遗憾的事。这段抗日工作锻炼了我，同时也深深的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华民族的危机，非靠共产党来挽救不可，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那是一事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