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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铁佛保安团，接受革命道理

      1935年，我17岁时，因家庭贫寒，参加了铁佛寺保安团。当时，陈玉林是我的班长。每天除了站岗、放哨外，就是护送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来去。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突然来了一个身着国民党军装的人，年龄大约有二十几岁，跟陈玉林很是密切。后来，陈玉林告诉我，此人叫张凤岐，要我们参加红军。住了几天以后，那人就离开了。从此以后，张凤岐便经常来，来的次数多了，大概也知道了我和陈玉林的关系，说话也不回避我了。通过张和陈玉林的谈话，我才知道了红军是什么佯的人。知道谁是人民的敌人，要把敌人消灭掉。不知是1935年或1936年，有一天，来了一个身穿黑色袍子，头戴礼帽的人。陈玉林告诉我，他叫张庚良，是共产党员。又一次，我听到张庚良问陈玉林；“你手下掌握的有多少人?”陈玉林回答“十五六个人。”张庚良接着说：“现在要抓紧联系人，多搞些枪。”以后，张庚良经常来，有时还带三四个人来。当时，我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员、红军，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一个叫吕康(吕剑人)，一个叫老田(张涛)，一个叫老朱(刘庚)。在铁佛寺的两年时间里，刘庚同志经常在窑洞里，给我们上课，教我们识字、学文化，讲革命道理，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阶级剥削，应该坚定的跟谁走，应该消灭谁。从此以后，我和算宏章一起，白天在窑洞里用油印机印好标语，晚上在马家坡、金家堡、太平岭、六陌、屈家村一带去贴宣传标语。老田(张涛)在铁佛寺时，经常往来南边田家村、土桥村等地。他的接送由我一个人负责。在接送途中，老田不断地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

举旗起义，袭击永寿县政府

      1936年的夏末，在铁佛寺“保安团”，由共产党员吕剑人、张涛、刘庚组织发动了首次起义。一天晚上，全体紧急集合，打起了一面陕甘边抗日联军的红旗，宣布成立为陕甘边抗日联军。并由陈玉林带队，准备攻占永寿县政府。途经冯市村时，在老百姓家吃了一顿饭，饭后已经是深夜了。部队又开到新店村一个打麦场上，进行了点名，我记得当时参加点名的人约二百四十人左右。并进行了整编，分为两个中队，一个特队。一中队由王俊英任队长，二中队陈玉林任队长，特务队的队长由房志奇担任。我被编在二中队，担任二班班长。整编后，由张庚良、刘庚讲了话。由于时闯长了，只记得他们说“土豪、劣绅、地主、官僚是我们的敌人”。讲罢话后，由刘庚、张庚良指挥，部队沿着安官桥的土路，一直开到了永寿县政府的大门口。队伍立即就隐蔽起来，由雷振中叫开县政府的大门。门刚一开，雷一把抓住开门人的衣领，一下推倒在大门的东侧，战士便蜂拥而进，顿时枪声大作。县长祁云石见状，慌忙拿起电话向外就打，以求援助。由于我们事前就把电话线给切断了，县长祁云石被擒。战斗结束后，就把祁云石和妻子，以及县政府其他职员，全部赶到门前的打麦场上。由高鹏举枪毙了县长祁云石。共缴回枪支弹药五六十件。这次战斗中，雷振中负了伤，五六个人牺牲了，死者姓名我也记不清了。

撤离永寿县城进驻麟游山区

      打了永寿县城以后，部队由张庚良、刘庚带队，马上向麟游进军。途经吊庄、店庄、天渡村、岐山等地。在店头，部队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并把商人的盐分给了群众吃。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后经天渡镇时，发现一个木楼子上有十五六个人，我们马上准备进攻，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人。到岐山后，从西北方向来了一百多个敌人，双方进行了火力交锋，把敌人从东北方向的燕窝沟赶跑了，打死几个敌人。四五天之后，部队住在了凤翔县城北边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领导指挥人员开会，研究部署。战士白天边休息边刷写标语，晚上外出张贴。我记得我就同算宏章等人外出张贴了几次标语。经过半个月的行军，部队到达了麟游，分别住在了两个地方。一中队住乐寺庙，二中队住豁口。当部队还没住稳时，永寿县的敌人在吕十三(外号叫大狗子)的带领下，由东南方向突然向我们袭击，在激战中，虽然打死了不少的敌人，但我们的伤亡也很多，祝永德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部队稍微休整之后，就退回到乾县梁山李红眼沟的油坊住下，本想从麟游进入边区的愿望未能实现。

积蓄力量，化整为零

      由于几次战斗，部队人员损失严重，而弹药武器又不足，暂时敌强我弱，不适宜大部队活动。上级决定，为了积蓄有生力量，部队暂时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一中队由王俊英率领疏散，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二中队由陈玉林率领又回到了铁佛寺南岭的土桥村，开始了疏散。带长枪的人暂时回家，枪由中队长陈玉林负责隐藏。带短枪的人，各自隐蔽，互不告诉地方，以避免人员被捕。人员疏散，武器埋藏之后，我和陈玉林进行了化装，变成了一个普通群众的打扮，手里提着一个小竹笼子，来到了西安土车巷吴云亭的家里，北关砖瓦厂。半个月后，我和陈玉林又回到铁佛寺，奉命又打起了保安团的旗号。张西坤、张庚良先后也来到了铁佛保安团，疏散的人员又都陆续回到了保安团，又恢复了原来的体制。一中队长王俊英，二中队长陈玉林。当时，一共有二百余人。

继续战斗，再攻临平刘玉海

      铁佛“保安团”恢复后，当时临平有一股敌人刘玉海的部队，无恶不做，民愤很大。当时决定打击一下敌人：部队由张西坤、张庚良率领，从铁佛寺出发，途经白村、四里妨、临平的坡头，准备突然袭击拥有三百多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刘玉海的部队。由于敌人住在城内，我们的武器差，没有攻开临平，部队又沿着原路返回铁佛寺。过了两月左右，根据送来的情报，在陈玉林的带领下，我们南下礼泉，在西北王老四客店里，缴获了甘肃省国民党一个专员的两支马步枪、一匹大红马。完成任务后，又回到了铁佛寺。

部队遇袭击，被捕坐监牢

      攻打临平半年后的一个夏天，驻在乾县城东好酹村的东北军，突然向我们发动了进攻。由于事前没有一点准备，部队仓促应战。加之武装又差，敌人数倍于我，所以在战斗中，虽打死了一些敌人，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突围出去，一百多人被捕。其中有十五个同志被敌人押到乾县城西枪杀了。我记得有算宏章、宋金玉、马兔娃、张广赔等人。我被押进监牢，脚带十多斤的铁镣，受尽了饥饿和折磨。最后，由家中卖掉了我的妻子，用一百四十块现大洋，把我保出了监牢。

重整队伍，再固边区

      我从监狱出来后，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行动困难。但一想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的同志，就咬紧牙关，从王乐镇、高王村、南卯村，经过四五天的奔波，终于在武功县一个商店里找到了张西坤、张庚良、陈玉林。他们在武功地区一方面发动组织人员，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在武功住了半年之后，张庚良带着一部分人去中条山抗击日本侵略者去了。陈玉林又带着我回到了铁佛寺的土桥村一带，同赵福样汇合在一起，经杨庄到了礼泉的赵镇。目的要说服赵镇的张八、安家村的王科、董福祥参加红军。由于对方的态度顽固，未能如愿。接着，我们又返回铁佛寺，准备酝酿着再一次的起义。这一行动被乾县政府察觉，就派铁佛寺乡公所的分队长赵天修来围捕我们。但他们并不知道赵天修同志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立即擎行了起义，砸了铁佛乡公所。收缴六十多条枪支，拉起了一个四十多人的队伍。在陈玉林同志讲了话，并把全部人员组成八个小分队我们又踏上进入革命边区的征途。

编入红军，接受革命教育

      经过一番艰苦的行军，部队终于安全的达到了革命根据地，就住在赤水风泉村。我和陈玉林去找吕剑人。辗转四五天，都没有找到。有一天，突然吕剑人骑着一匹骡子，带着警卫人员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吕剑人在窑洞里接见了我们。我们向他汇报了进边区的经过情况，他对我们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安排和指示，并妥善地安排了全体同志的食宿，把我们编为西纵司令部三支队。上官克勤任支队长，苏智任政委，陈玉林任大队长，我被任为支队通信员。我们一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文化，接受革命道理，并加紧练习军事技术。在此期问，我们曾在合水、吴旗、定边城打了几仗。后来我离开了三支队，被调往司令部做通讯员。赵伯京是司令员，吕剑人是政委，芦玉鹏是我们的通讯班长。有一天晚上，我去给三支队送信，路过骡马高村的西沟，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我从一个小伙子口里，问得了一部分敌人就住在高村。送完信后，我紧急跑回到司令部，向司令员报告了情况。经过司令部周密的布置，部队就向敌人受动了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俘获了三十多个敌人。其中曲乡长寇志杰也被俘，并缴获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后来，芦玉鹏同志调到三支队为机枪射手，我被任命为通讯班班长．

陈玉林遇难，再返乡报仇

      1946年或是1947年的秋季，陈玉林受上级指示，带了十五六名战士回到乾县北乡，发动组织人员，壮大武装力量，扰乱袭击敌人，在乾县、永寿、武功一带活动。谁料想薛乱乱同陈玉林同志出了边区以后，就和陈玉林分开活动，并可耻地当了叛徒，被乾县县长杨培森收买。有一天晚上，陈玉林同志被叛徒薛乱乱骗去研究工作。就在陈玉林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敌人向他下了毒手，开枪打中了陈玉林的腰部，然后用绳索捆住了手脚，抬着去向县府请赏。路过罗家岭时，陈玉林破口大骂，叛徒薛乱乱又向他开了一枪，陈玉林同志为了革命的事业，光荣牺牲了。薛乱乱向乾县县长亲自报告了情况，县长杨培森立即派了四名卫兵，来到罗家岭，用铡子铡了陈玉林同志的头，悬挂在乾县城东门的城头上示众三天。这一情况是我在司令部工作时，听往来边区的人说的。我便向赵司令员口头报告回家，携带马枪一支，十七排子弹，四个手榴弹。经过几天的奔波我回到家里后，准备打听情况后，再决定行动。叛徒薛乱乱又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回家的消息。就在一天晚上，薛乱乱带着三十多个敌人，一挺机枪，包围了我的家，一部分人爬在了我家的房顶、墙头。我父亲听叫门声，害怕的不得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藏进了后院西边的猪圈里。教我父亲不要害怕，去把门打开，放敌人进屋，就说我在房子里。叛徒薛乱乱听说我在房子里，就带着几个人，端着枪，闯进了院里。我一看是叛徒薛乱乱，怒火燃烧，便端起马枪，向他的胸部连开两枪，同进来的四个敌人听到枪声，也向我打起枪来。叛徒回头就跑，我立即又朝院中的敌人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正好落在了叛徒的身边，把叛徒的下半身炸的皮开肉裂。其他敌人，慌忙向门外跑去。我随即爬上后院房顶，这时我看到几个敌人已抬着叛徒向西走去，并发出呻吟声。我又听到问谁在后边把守的问话，以及严振岐说我们四个人的回话声。我就朝着声音方向又扔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一些敌人。紧接着就把墙头上的大石头树枝分别推向墙外。敌人误认为是我跳下墙跑了，就打起乱枪来。边打边说：“跑了，快追！”其实，我还在墙上。过了片刻时间，我看敌人都已经离开了，才跳下墙，打了两枪，就跑到我们村东边的沟里，藏起来。敌人到处找我，我就一个人在沟里藏了五天五夜。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我曾几次想进边区，都未如愿。从此，我就和组织失掉了联系，四处藏身、讨饭。

打死叛徒全家遭祸

      叛徒死了后，敌人就抄了我的家。衣物粮食被抢一空，锅、碗、瓢勺被砸光了。妻子遭到了敌人的残酷毒打。就连几岁的女儿玉玲的手指都被折断了。小儿子被吓、打后，没过几天，就丧了命。我的父亲、弟弟被敌人抓去，惨遭毒打。就在杨培森给叛徒薛乱乱做葬礼时，我父亲、大弟，被迫给叛徒披麻、戴孝、跪灵堂，并要我父亲、弟弟给叛徒陪葬。经阳峪村广大百姓求情，他们才免遭杀害。后来，敌人放了我父亲、弟弟。谁料想就在放了后不几天，他们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头子王七拉走。最后，卖掉家中仅有的借下别人的一石七斗麦子，买成大烟土，才把人赎了出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家才翻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