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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人祸，苦难悲惨，水深火热的岁月——民国十八（1929）年，我亲身从这个多难的岁月里经历过来也就永远忘不掉它。现在七十以上的老人，经常对年轻一代讲民国十八年的天灾。
      民国十七年，入夏以来，平川浅山地区，气候干燥，滴雨不落，烈日似火，泉水干涸，河水断流，田地里的一切农作物完全干死。秋冬二季雨雪不下，经常风沙蔽日，平原山坡一片赤黄，已经造成严重的旱灾。
      民国十八年入春至秋末，除秦巴高山深沟而外，仍不见滴雨，农作草木不生，山坡树木干死。入冬以来风霜严寒，大雪数次，小雪断续，平原积雪二至三尺，高山大沟雪深数丈房屋积雪融化时，每家檐头挂着结冻的冰柱长达二至三尺，这在勉县是罕见的，农谚有句话：“雪兆丰年”。看来这是瑞雪，确是丰年的预兆。民国十九年夏季，才获得丰收。
      但长期的天旱，粮食颗粒不收，蔬菜、草木枯死，确属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饥饿威胁着人的生命，喊天不应，叫地无门，求神不灵，告贷无主。反动政府置若罔闻，反而对田赋四倍加征。人民只能自想生存的道路：找野菜、刮树皮、挖草根、宰耕牛代食，凡是可吃的东西都吃尽。丘陵边山许多人家吃水都成问题，还有的人饥饿难忍，以白土（所谓的“观音面”）代食，暂时达到充饥，一两天后腹胀死亡，其状甚惨。
      饥寒交迫，绝粮之期，勉县赈务分会与陕南旅京同乡会迭次上呈请赈呼吁，只拨来五万元。举勉县成千累万非赈不活之灾民，只五万元赈款，散粮每人不足一合。施粥万难一饱，而地方政府对灾民不谈也不设法救济，反而加重苛捐杂税，酷吏用鞭打绳拴，勒索敲诈。以致贼盗蜂起，大土匪头子韩剥皮、李刚武、王春、周敬仁等，攻城据县，设官布卡，白天黑夜抢劫烧杀，奸淫妇女，拉票绑架时有所闻。
      官军以剿匪为名，惊匪先逃避，然后假追，凡是土匪所经驻扎之地，官军所到之处，搜寻财物，六畜不留，拉夫派粮，明掠暗偷，满载而归，甚至捕捉良民诬为匪徒，私设公堂，严刑吊拷，逼供勒索，敲诈财物，被杀之人头，到处悬挂示众，与匪相较，不过是表面不杀人之强盗而已，真正见到了，盗匪如梳，官军如剃的一扫光景象。
      汉中守军，只有王志远部军风较好，善战众匪，但兵少匪众，顾此失彼，往往兵来匪遁，兵去匪来，兵扰匪掠，民无生路。
      在饥寒交迫，灾祸累累的岁月里，老弱病残，饿死的最多，少壮者无力自活，有的投军，有的随匪，抛父母别妻子各自逃生，冻、饿病死，尸体遗弃古庙郊野者不少。最悲惨者，有的父母将亲生幼儿带往城镇遗弃，其儿女嚎啕恸哭，喊父呼母无人过问。当时地方流传一首诗：“赤地遍山乡，潸然泪数行。树皮剥吃尽，豆渣是膏梁，弃女母垂泪，抛儿父断肠，斯民何不幸?搔首问穹苍。”农村已是路断人稀，村舍少炊烟，雀宿无活树，鸡鸣犬吠百里难以闻到，举目一片荒凉。
      当生命垂危之际，又是秋种之期，籽种耕畜大部吃完，多数农民在艰苦奋半中完成了耕种，民国十九年得到十足丰收。未死者又略有温饱。而苦难岁月，实未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