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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唯诚，原名遐龄，1918年农历正月初六日生于凤翔县三岔堡一个既农又商的家庭里，肆业于山西大学。陈唯诚同志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青年，由中学读书年代起，就开始有了勇敢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他刻苦攻读有关革命理论的进步书籍，不遗余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唯诚由西安回到凤翔原籍，组织了有赵禄荣、刘天溪、张宗彦等十多个同学参加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他担任队长。由大家捐款，组织印刷各种宣传材料，并到柳林、彪角等镇集众讲演，教唱爱国歌曲，进行抗战救亡教育。并经常资助地下革命工作，使他在宝鸡的商号资金日渐短绌，营业受到影响。但唯诚同志以爱国保家为夙愿，毫不介意。
      1938年冬，西安高中迁校到陕南洋县，陈唯诚为了坚持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曾经有许多进步学生一起在那里与抗协势力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维护了当时西安高中学生的救国运动。1939年9月，当三原中学分校将与兴国中学合并时，教育当局举行了一次所谓“甄别考试”，企图排斥进步学生，遂引起学潮。当时，陈唯诚同志作为被选出的学生代表之一，他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说理斗争，使得校方非常狼狈、尴尬不堪，反动头目上告至陕西省教育厅，教育厅长王捷三即命警察局将陈唯诚、韩启文、华心诚等同志以“煽动学潮”的罪名立即逮捕，送西北劳动营“管训”。在被押管的半年中，他和难友们在铁窗之中受尽折磨，但他始终能坚持正义，毫不动摇。
      1943年，为了发动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进行革命宣传，他在西安、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凤翔、宝鸡一带联系了张锋伯、王维琪、郭育人、杜友林、左嘉猷、张效儒、张威等数十名进步人士和同学，在西安南院门创办了“西安智生书店”和“西安文化周报社”。唯诚同志被公推为该书店的经理和报社的经理兼副总编辑。除发行进步书刊和出版周报外，他还与同志们一起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发起筹办追悼会等活动，以壮革命宣传形势。最后他还与李敷仁、王维琪办了一期杂志，名为《民主》。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书店与报社被查封，唯诚同志被缉捕。他幸未遇难，遂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对党的工作从未间断。
      1945年2月，经王维琪同志介绍，唯诚同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此后他经常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甚至通缉，环境越来越险恶。但他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长期磨练、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思想更加成熟。
      1947年，国民党当局对西安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残酷，唯诚同志只得暂转宝鸡，在建华中学任教。他在教学中，着重与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他还关心地方兴革事业。1946年在凤翔县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中，凤翔县长潘元压制民意，唯诚为主持正义，与潘元公开起讼，其情况是：伪参议员候选人是由伪县长事先选定，而凤翔县辉耀乡参议员一名，在选举时指定的候选人未被当选，潘元派员带警察来辉耀乡公所召集乡民代表另选，强迫选出被指定的候选人。临走时，将乡民代表赵有和带去县上管押，事为唯诚得知，遂以“阜东”笔名在西安《工商》《秦风曰报》联合版撰文揭露。并和赵禄荣，黄堆等同志向法院提出控告，营救受害者。凤翔县长潘元仍不甘服，准备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唯诚，于是他又潜往西安暂避。
      1949年8月，宝鸡解放后，唯诚由建华中学被调至“民盟”西北总支部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接近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同学，满腔热情地坚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并同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诚同志曾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干事、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西安市碑林区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在民盟机关工作的17个春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对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经典著作无不细心钻研。他对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总是虚心接受教益，至今仍为老同志所赞许。他一次为了完成一件工作，曾有13个昼夜未能睡觉，其对工作负责可见一斑。
      唯诚同志对极“左”路线的迫害，从不示弱，有人要他写对历史学家吴晗的所谓批判文章和对革命领导人的所谓揭发材料时，他都以严词拒绝。1966年他被所谓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以后，身心都受了严重的摧残，他在无法留恋的时候，给子女所写的遗言中说：“还是要永远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最后一句话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切表明，陈唯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无比忠诚的。
      1966年8月9日，在极“左”路线迫害下，唯诚到最后不堪忍受，逝世时，年仅48岁。他建设祖国的伟大理想未能如愿以偿，耿耿之心，含恨九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唯诚之冤案已经得到平反，全家存殁，俱感党恩。今逢唯诚逝世18周年①之期，回溯往昔，爰为之忆。
 
①本文写于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