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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年时代

      我自幼喜欢读重气节、爱祖国的书，曾誓言效忠国家。然而，爱什么样的祖国？怎样爱自己的祖国？我却闹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起码的自尊心、上进心、确实是件可怕的事。因此，在我稍有知识以后，就把唤醒民心引为己任。
      20世纪初，那时，我还在青年的时代，天天都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沉重压力。广大劳动人民被压得日夜熬煎，激愤之至。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我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便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游行队伍。当时，有人曾劝我，不要整天搞运动，免得耽误了功课。我说：“国都要亡了，还念什么书！”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当时的反动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群情激愤之下，决定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我愤怒地划着了火柴。在这次游行运动中，反动军警捕去了30余名同学。由于反动政府的镇压政策，事态越来越扩大了。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广大青年学生、工人、职员、商人等各阶层的群众均纷纷响应。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见事不佳，被迫接受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没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人民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端。我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里受到了一次活的政治教育，使我深刻地认清了反动统治者时真面目，对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只有依靠群众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迎得胜利。

走向生活

      1925年，我由中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故乡沈阳想找个工作，但是，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做事的机会。我托亲靠友，才找到一个高中教员的工作。教形式逻辑和心理学等科目。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东北之际，使我忧心忡忡。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就和一些热心人士创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在沈阳办起民众扫盲夜校40多处，参加者都是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商贩等，我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就骑着自行车到各夜校去。我们还组织了辽宁拒毒会，解说鸦片等毒品为害人民健康，不宜吸用，并把日本帝国主义贩来的毒品(海洛因、吗啡等)万余斤，全数焚毁于沈阳，大快人心。同时，为了抵制洋货，我们极力提倡国货，繁荣民族工商业。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但是在反动政府腐朽没落、国事衰微的情况下，也无补于万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造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悲剧。这打破了我过去的幻梦，使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抱有的教育救国思想，以为办好学校就可以把中华民族挽救过来，这是很幼稚的改良主义想法，而忘记了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所以不但不能救国救民，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

在流亡和苦斗的日子里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侵略了沈阳，就到处抓人，我难以在沈阳存身。于是在事变的次日，我就和一些有志青年暂时忍痛离开东北，另作打算。在北平(即今北京)，我和几位东北的老同志如高崇民等人，共同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以收复东北失地。不久，救国会派我潜回东北，我先后到旅大、安东、通化、临江等地活动。所见所闻都是处处令人痛心疾首。家乡沦为帝国主义之手，东北3000万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遭受日寇野兽的奸淫、烧杀、劫掠，我们锦绣的河山，田园卢墓，变成了废墟，妻离子散各走一方。正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所形容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们的血海深仇、奇耻大辱，言语难以形容。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东北人民决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群众性抵抗活动。东北人民摩拳擦掌，春雷一声，各地义勇军揭竿而起，长矛、大刀、土炮、土枪以及洋枪，都成了抗敌的有力武器。其中成绩最大，坚持最久，团结最坚定的，可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等将军领导下，10余万人在长白山一带大森林里，坚持14年经常出击敌人，直到最后胜利……我当时也是满腔热血，到处奔走，和义勇军进行联系。

事实教育了我

      1932年底热河失守，敌人进攻古北口。在古北口战斗时，我去那里慰问军队，向那些东北的兵士们说：“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咱们就回不了老家……”当时正跟日帝搞出卖民族利益投降阴谋的何应钦，觉察了这些，就下令抓我。后来我又跑到陕西去见东北的领袖张学良将军和他的军长王以哲，鼓动东北军必须打回老家去，要枪口向外，更要联合陕北红军，依靠共产党才有方向，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蒋帮特务当然是处处监视我的言行，但在张学良的掩护下蒋亦无可奈何。
      抗战前，我对国民党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不怕我们国贫力衰，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只要举国上下，一心对敌，我们终归会胜利的。但是，事与愿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蒋介石一枪不放就全部撤出，敌人节节进攻，他则节节退让。究竟谁是真抗日？谁假抗日？谁救国？谁卖国？两相对比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对内一贯实行法西斯统治、大打内仗，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有共产党才是坚持抗日到底的，毛主席宣布要打到鸭绿江边，我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使我思想上起了个大变化。《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一、防御；二、战略相持；三、收复失地的反攻等三个阶段。主席英明的论断、辩证的分析，使我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信心。
      为培养打回东北去的革命新生力量，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同志研究，于1935年夏，我在陕西省西安市招收旧东北军的子女和流浪到西北的东北儿童，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学生百余名。不永，又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支理，使东北的青少年们知道谁是东北人民的敌人，谁是东北人民的朋友，谁主张抗日，谁不抗日！还让学生们明辨大是大非，有个明确方向，团结起来，打回东北老家去。培养学生有革命的思想，有斗争的意志、敢于向强盗们做斗争。学校的教师多半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国民党处处加以迫害，想摧垮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检查进步的师生，甚至逮捕，送进劳动营审训。然而无论是监禁或是其他迫害，也禁止不住青年们的爱国进步活动。革命者是不怕摧残的，是前仆后继的，他们正像唐代诗人自居易一首有名的诗中所说的那样：“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蒋帮特务摧残了10年，我们师生斗争了10年，结果进步师生百余名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数十人参加了八路军。

宿愿已偿

      1945年，日寇投降了。在国民党的威胁下，我在西安呆不下去了。就秘密化装到了延安。在延安学习、访问月余，对解放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东北有些地方已经解放，我又回到东北，参加人民政权的工作。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改东北人民政府)领导教育工作，兼任哈尔滨大学校长。当时，北满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分给土地。我一面办教育，另一面又在党的领导下与学生们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学生们参加土改后，思想大大改变，我的思想和阶级觉悟，也在实践中得到很大的提高。认识到党的土改政策是符合广大农民需要的，这样我就越来越相信党，看到党和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要永远跟着党走。沈阳解放后，我到沈阳继续办学校，当校长。现在我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民进是一个知识分子(主要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我还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的职务，主管教育方面的工作。我的两个儿子也从事教育工作。我办了一辈子教育，到现在才真正起了作用，也看到了祖国教育事业的繁荣。我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革命干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正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我很为他们和我自己感到安慰和自豪。几十年的实践，使我明白了：政权不属于人民，绝办不成人民的教育；只能走革命的路，改良的路子是行不通的。
      我今年66岁①了。当我回顾我过去的大半生时，我感到现在我才活得像个中国人，我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希望。我的生平宿愿巳偿。但我不能满足现状，我要老当益壮，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①本文写于1964年。